文艺批评·特别推送 | 洪子诚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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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洪子诚先生八十寿辰!
编者按
可以这样认为,洪子诚先生以他的智慧和坚忍,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不仅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著作,而且建构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学术体系。现在我们反顾来路,面对洪先生的这些全面、系统、深入的学术工程,相信当年的那些对于当代学科学术性的鄙薄和怀疑,恐怕早已成了过时之论了。所以,我认为洪子诚先生不仅是一个开拓者,而且还是一个完成者——他完成了我们最初的期待,他也开启了我们此后的更多的期待。这就是我要坚持送给洪先生一束鲜花的理由,一束素朴的鲜花表达了我们的感谢。
——谢冕《一束鲜花的感谢——祝贺
〈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出版》
值此洪子诚先生八十寿辰之际,文艺批评特别推送《洪子诚画传》(分为我的生活和学术纪事、洪子诚教授著作目录、《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术地位与世界影响、评论摘编四部分内容),恭祝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名作欣赏·别册》
2018年第5期
文学史家
洪子诚画传
组稿:贺桂梅、李浴洋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我的生活和学术纪事
洪子诚
从50年代上大学起,我经历、参加过许许多多的政治运动。鸣放,反右派,大跃进,集体科研,50年代末的反右倾,“文革”前夕的大批判和农村四清运动,然后就是十年的“文革”。我“激情燃烧”地做了一些好事,也肯定做了不少坏事,说了许多违心话,伤害过一些同事、朋友、老师。这是我的心理负担,我的“债务”,这需要说出来。自私地说,就是寻求解脱;严肃地概括,也可以说是“拯救个人”。从“认知自我”来说, 就是达到辨析自身思想、情感变迁的轨迹,了解生命分裂与连续的关系。 “回到”历史情境之路有许多的难题: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 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悬空之物, 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犹如一位阐释学家说的,这是类乎参加一种游戏的博弈。置身其间的游戏者,不将自己从“自我”中解脱出来,放弃已经形成的“前理解”,允许对象追问所设定的立场和标准,这种“游戏”就无法进行。
1939-1955
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在揭阳榕城的真理小学、真理中学(1953年改名揭阳四中,1980年代又改回原名真理中学)、揭阳一中读小学、中学。
50年代大学时期
1956-1961
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编入1956级三班。在校期间,听过萧雷南、游国恩、朱家玉、杨伯峻、王力、高名凯、甘世福、杨晦、吴同宝(吴小如)、吕德申、吴组缃、林庚、朱德熙、冯钟芸、林焘、王瑶、乐黛云、石安石、陈贻焮、严家炎、唐沅、孙庆升,以及历史、西语、俄语等系的李赋宁、彭克巽、许大龄等先生的课和讲座。在校期间,参加过鸣放、反右派、“红专辩论”、大跃进等运动;参加过十三陵水库劳动;参加过“拔白旗、插红旗”的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和集体科研。“大跃进”期间,在北京郊区的平谷、密云参与亩产一万斤的深翻土地劳动。在北大操场炼过“钢铁”。1960年冬在平谷韩庄公社参加反右倾的“整社”运动。
1959年1月寒假期间,在《诗刊》徐迟先生(时任副主编)的建议、组织下,与1955级的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以及同班同学刘登翰一起,住进中国作协在北京和平里宿舍二十余天,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用“主流”和“逆流”来划分五四以来的新诗历史。我负责编写涉及30年代前期诗歌的第三章《暴风雨的前奏》,该章刊于《诗刊》1959年10月号。
1959年1月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在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楼前。左起: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 孙绍振
1961-1965
1961年7月大学毕业,留校读研究生。后研究生名额压缩,1962年初重新分配留校,为见习助教,任中文系汉语教研室写作教研组教员。据南通大学教授、原北大中文系1961级的陈学勇四十余年后回忆:“一个看不出丝毫才子气的朴实过头的南国年轻人……他毕业那年我们刚刚进校,他第一次登讲台便是讲我们的写作课,浓重的广东口音,却缺乏那口音应有的抑扬,听似平板的讲析,却具体而简约。”(陈学勇《子诚先生》)
1961 年毕业合影,后排右三洪子诚
1962年上写作课,批改学生作文
南通大学教授陈学勇提供
1963年7月“见习”期满转为助教。到“文革”开始之前,在中文系和文科政治、法律、历史等系教写作课,讲写作知识,分析作品,批改作文。《〈社戏〉的艺术技巧》一文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1965年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在住处前
1965年9月到第二年5月,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工作队成员,与中文系1963级学生到北京朝阳区小红门公社参加运动。分在肖村大队,担任大队“监察组长”。
1966-1976
1966年5月底聂元梓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6月初“四清工作队”解散,回校参加“文革”运动。属“新北大公社”;与谢冕等组织“平原战斗队”,蕴含有在两派中边缘、中立的姿态。开会,写大字报,批判自己,也批判别人。印象较深的是起草了有十多位青年教师签名的,批判严家炎先生主张“写‘中间人物’论”的大字报。
1967年春夏,受北大“革委会”派遣,与严家炎、谢冕、刘煊等中文系教师,住到北京东城区灯市西口的黄图岗中国作协宿舍,与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合作编写《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史》。记得那时住在这个大四合院里的作家有冯牧、葛洛、陈敬容等。这个“斗争史”在当年被造反组织广泛翻印。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1969年10月,北大教师一千多人前往江西南昌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先后担任七连(中文系、校医院、图书馆系合编)的打柴班(供应伙房燃料)、大田班(种植水稻)的班长。在江西宜春老农指导下,种过三季水稻。开过手扶拖拉机;两次开进水渠里,一次因眼睁睁看着拖拉机从鄱阳湖大坝翻下却没有挺身抢救,在场部做过检讨,受到通报批评。
1971年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住处前,与妻子么书仪
1971年夏秋“干校”撤消时,在南昌火车站当搬运工近一个月,从事农场物资运回北京的装车。10月回到北京,到第二年夏天,在学校后勤部门劳动:从江西运回的稻谷脱粒,在西城区街道清运挖防空洞的渣土,烧过一个冬季的学校供暖锅炉,在新建的图书馆工地当小工。
1972年夏天,回中文系参加教学工作。先后任1972、1973等届工农兵学员的教员。在京西门头沟煤矿、东方红炼油厂(现燕山石化总厂)等地“开门办学”各半年。1974年春夏,受中文系派遣,到北京东城区文化馆协助群众文化工作半年,住西总布胡同15号(现在27号)的文化馆内。文化馆所在地为李鸿章生前寓所,1902年改建为李氏祠堂,是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的二进四合院。我和也在文化馆协助工作的一位解放军排长住在西配殿。“文革”后,这个四合院被拆除改建,现已面目全非。
1976年7月底唐山大地震,8月底与 1973届学生到灾区“开门办学”,在开滦煤矿劳动清理地震废墟,采写抗灾英雄事迹。在唐山时遇毛泽东去世,返校后被告知揪出“四人帮”。
1977-1989
因为认为写作课无法解决学生的写作问题,写作教研组取消,教师自己选择专业另谋出路。应筹建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张钟、谢冕先生之邀,加入该教研室。开始编写当代文学史教材,负责诗歌、短篇小说部分。1978年,与张钟、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等一起,为1977、1978届学生第一次讲授“中国当代文学”。集体编写的教材《当代文学概观》198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出版修订版,改书名为《当代中国文学概观》。
1978年评为讲师。
1979年,费时甚多的“文革”后第一篇学术文章《关于“写真实”的批判》,被多家刊物退稿后,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文学论丛》不弃,于1980年第一辑刊用。
1980年起到90年代末,在中文系讲授当代文学基础课近十次。开设的选修课和研究生课程有:当代诗歌史、80年代诗歌研究、90年代诗歌选读、当代文学思潮、文学史研究专题、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1985年评为副教授。
80年代初到90年代,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主讲教师,录播讲课视频,参与编写电大的当代文学教材《中国当代文学讲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文学(当代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多种。
1986年8月,个人第一本学术著作《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先后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有臧棣、董瑾、陈顺馨、张慧敏、周亚琴(周瓒)、贺桂梅、朴贞姬、冷霜、赵锦丽、崔容晚。
1988年,由于张钟赴澳门东亚大学(现澳门大学)任教,严家炎要我参加他和钱理群主持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科研项目,担任1950至1970年代部分。项目承担者还有陈平原、吴福辉、黄子平。直至目前,资料部分5卷已由北大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而正文部分仍只出版陈平原的第1卷。
1988年8月,在北戴河举办的文学夏令营上,做“文学传统与作家的精神独立”的讲座在这次夏令营讲座的学者有汤一介、乐黛云、谢冕、严家炎、钱理群、叶廷芳、江枫、刘宁、任洪渊诸先生。
1990—2002
1991年10月至1993年9月,在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担任“外国人教师”,主要课程为汉语。虽然潮州方音浓重,an/ang、en/eng、in/ing 不分,但东大中国语教研室主任传田章教授说:“不要紧,有一些日本学生讲潮州口音的汉语也不错。”除汉语外,也给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讲三个学期的“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
1991 年与东京大学学生在新年会上
在1992 年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招待晚宴上致辞,刈间文俊教授翻译
1991年6月,由当代文学史部分讲稿整理修改的学术著作《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9月再版时,文字上做了少量修订,并增写了后记,说明当时写作的心情等具体情况。
1993年5月,与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完稿于1988年末,由于当年学术著作出版不易,更由于涉及诗人北岛等的禁忌话题,拖了四五年后才得以问世。2010年5月,在做了较大幅度增删修改之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
洪子诚、刘登翰、谢冕
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
1993年10月评为教授。第二年开始获得指导博士生资格。先后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有:刘圣宇、周亚琴(周瓒)、贺桂梅、朴贞姬、萨支山、胡旭东(胡续冬)、钱文亮、邓程、曹慧英、刘复生、张雅秋、冷霜、金孝柍、都银妊。
1994年,参加由谢冕、孟繁华主持的“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丛书的项目,承担 1956年的部分。参加者除谢冕、孟繁华外,还有程文超、孔庆东、旷新年、李书磊、钱理群、陈顺馨、杨鼎川、尹昌龙、张志忠。
1996年,《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刊于《文学评论》第2期。
1997年6月,根据1991到1993年在东京大学的讲稿整理修订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由香港青文书屋出版。1999年,应主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的陈思和、王晓明先生之邀,进行了少量修订,并与另外三篇文章合在一起编为《当代文学概说》,作为“书系”的一种,由广西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7月出版。
1998年,《1956:百花时代》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是总共12卷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谢冕主编,孟繁华副主编)中的一卷。“书系”于2017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1998年2月,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贺照田等的策划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文学书系”共六种: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程光炜主编)、主流小说卷《融入野地》(蔡翔主编)、先锋小说卷《夜晚的语言》(南帆主编)、女性小说卷《世纪之门》(戴锦华主编)、作家散文卷《新时代的忍耐》(耿占春主编)和学者散文卷《冷漠的证词》(洪子诚主编)。该“书系”由洪子诚、李庆西担任总主编。
1998年12月,《“当代文学”的概念》刊于《文学评论》第6期。
1998年开始,与孟繁华一起筹划组织“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写作,出发点主要基于“当代文学”的许多概念、词语、叙述方法没有得到有效清理。
1998 年夏与谢冕、严家炎、钱理群、任洪渊、叶廷芳在北戴河海边
2000年,陆续在《南方文坛》刊发当代文学研究者撰写的条目,如“中国当代文学”“文艺思想斗争”“干预生活”“生活”“日常生活”“香花·毒草”等。2002年结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9年9月,《中国当代文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编写过程中,贺桂梅在资料上给予许多帮助,并在我生病时撰写最后三章的初稿。9月10日,北大中文系和北大出版社在北大中文系举办该书的研讨会,在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诸多学者(谢冕、严家炎、钱理群、赵园、蓝棣之、陈平原、温儒敏、孟繁华、程光炜、曹文轩、李扬、李兆忠、高秀芹等)参加,有所肯定,也有许多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出版了修订版,并有中国台湾繁体字版和英、日、俄等外文译本。
1999年9月到12月,为研究生开设“当代文学史问题”的课程。课程由贺桂梅录音、整理,经我修订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于2002年出版,为该出版社“三联讲坛”丛书的第一种。丛书由郑勇创意策划。《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2015年和2017年出版增订版。
1999年,与么书仪合著的随笔集《两意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2000年,洪昔杓翻译的《中国当代新诗史》韩文版在韩国산아사出版社出版。朴贞姬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韩文版,以《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名由韩国比峰出版社出版。
2001年9月至12月,为研究生当代文学开设“近年诗歌细读”的讨论课。参加的有教师吴晓东、臧棣,以及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的钱文亮、胡续冬、周瓒、姜涛、冷霜、陈均、赵璕、程凯、刘复生、张雅秋、谭五昌、何吉贤等三十多人。这是在北大中文系的最后一次课。讨论课录音经整理修订,以《在北大课堂读诗》为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修订版。
2002年4月,因年满63岁,收到北大人事部门退休通知条,告知今后薪酬改为退休金,由离退休部门发给。自1962年初成为中文系教员,任教正好40年。
2002年退休前,北大中文系现当代和民间文学教研室在戒台寺
2003—2018
2004年,北大中文系成立“虚体”(没有经费,没有编制和办公地点)的中国新诗研究所。谢冕任所长,孙玉石和我任副所长。创办新诗研究、批评的辑刊《新诗评论》,谢冕、孙玉石和我三人共同担任主编。出版“新诗研究丛书”和“汉园新诗批评文丛”,洪子诚担任这两个丛书的主编。截至2018年,研究丛书共出版新诗研究论著25种,批评文丛出版两辑共12种。
在此期间,担任北大出版社(培文)的“文学与当代史”丛书主编,出版研究现当代文学和思想、历史的著作多种。
2005年5月,与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6至2007年,策划、主持对50年代集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集体科研活动的反思。由洪子诚拟出若干问题由当年参加者分别作答。后形成与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合著《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一书,2007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年,《中国当代文学史》英文版作为“布里尔中国人文研究丛书”(张隆溪主编)的第一种,由荷兰布里尔出版社出版,译者为 Michael M Day。
2009年4月,与么书仪合著的随笔集《两忆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年2月至7月,在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任客座教授,为研究生讲授“大陆新时期文学”和“大陆当代文学”。
2009年4月在澎湖万安岛
2010年1月,“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八种,包括《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当代新诗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出版。同月,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联合举办了学术作品集的研讨会“当代文学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有谢冕、赵祖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曹文轩、孟繁华、王光明、程光炜、陈晓明、白烨等近四十人参加。
2010年,与赵祖谟教授在会上
2010年,与钱理群教授吴福辉研究员
2013年2月至7月,任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讲授“当代文学生产与文学形态”的研究生课程。
2013年在台湾交通大学客座时的海报
2013年3月在台湾嘉义中正大学演讲的海报
2013年12月,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当代文学史》日文版首发式和研讨会。日文版由日本东方书店出版,译者为岩佐昌暲、间ふざ子、武继平等。
2013年12月14日,日本福冈·中国当代文学史日译本出版纪念会
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为研究生讲授“大陆80年代文学”课程。
与台湾的新诗研究学者翁文娴、简政珍、郑慧如
2015年,洪子诚先生在台湾清华大学的结课合影
2015年7月,与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合作编选的“百年新诗选”两卷《时间和旗》《为美而想》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收入百年来大陆、台湾、香港诗人110家。
2016年9月,《材料与注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月,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读书会”举办《材料与注释》学术研讨会。2017年3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院举办该书的学术研讨会。2016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俄文版由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译者卡尔波娃·塔蒂阿娜。
2017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哈萨克文版(延·斯塔尼斯拉夫译)和吉尔吉斯文版(罗莎·多可萨纳利耶娃译)由吉尔吉斯东方文学与艺术出版社出版。
2017年8月,《我的阅读史(第二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7年11月,《读作品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2年,与夫人么书仪老师
2018年5月,与幺书仪合著的随笔集《家住未名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出版。同时出版的有编选的诗集《阳光打在地上——当代北大诗选1978—2018》,收入“北大身份”诗人44家。
洪子诚教授著作目录
一、著作
1.《当代文学概观》,与张钟、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合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0年出版,1986年修订再版,改书名为《当代中国文学概观》。
2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3 .《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少量修订并增写后记后,1998年再版。
4.《中国当代新诗史》,与刘登翰合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较大幅度修订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修订版。
5 .《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由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出版,少量修订并收入三篇论文后,以《当代文学概说》书名由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6. 《1956:百花时代》,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共12卷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总系”丛书中的一卷。总系 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7.《中国当代文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7年修订再版。
2007年荷兰布里尔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据中文初版本);
2008年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出版繁体字版,改书名为《大陆当代文学史》,分上下两卷(据中文修订版);
2013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日本语版(据中文修订版);
2016年莫斯科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俄文版(据中文修订版);
2017年吉尔吉斯东方文学与艺术出版社出版哈萨克文和吉尔吉斯文版(据中文修订版);韩文版(据中文修订版)即出。
8 .《两意集》,与么书仪合著,由学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
9.《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2015年、2017年两次增订再版。
10. 论文集《文学与历史叙述》,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1.《 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与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殷晋培合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12 .《两忆集》,与么书仪合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13.“ 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共八种: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
《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
《中国当代新诗史》(与刘登翰合著,2005年修订版)
《中国当代文学概说》
《1956:百花时代》
《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修订版)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2002年版)
《当代文学的概念》
14 .《学习对诗说话》,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15. 《我的阅读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出版,2017年出版修订版。
16.《阅读经验》,由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出版。
17.《材料与注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18.《文学的阅读》,由北京出版社2017年出版,是“大家小书”书系中的一部。
19.《读作品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二、编纂
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89)》,与谢冕合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2002年改书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99)》并修订后,出版增订版;2015年再次对篇目增删修订,在删去书名中的起讫年份之后出版第三版。
2.《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与谢冕合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1949—1976)》,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4.“ 九十年代文学书系”,与李庆西任总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书系共诗歌卷、主流小说卷、先锋小说卷、女性小说卷、作家散文卷、学者散文卷六个分卷,各分卷主编是程光炜、蔡翔、南帆、戴锦华、耿占春、洪子诚。
5.“ 九十年代中国诗歌”丛书,主编,由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丛书收入臧棣《燕园纪事》、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黄灿然《世界的隐喻》、西渡《雪景中的柏拉图》、孙文波《给小蓓的骊歌》和张枣《春秋来信》六本诗集。
6.《 当代文学关键词》,与孟繁华主编,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7.《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分上下两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8.《 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分上下两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9.《 在北大课堂读诗》,主编,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在压缩修订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修订版。
10.《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2008年出版修订版。
11.《朦胧诗新编》,与程光炜合编,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12.《 第三代诗新编》,与程光炜合编,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13.《 中国新诗总系·60 年代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是谢冕主编的10卷《中国新诗总系》中的一卷。
14.《 中国百年新诗大典》,与程光炜任总主编,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大典共30分卷,由大陆和台湾30位新诗研究学者担任分卷主编。
15.《 时间和旗(百年新诗选·上)》《为美而想(百年新诗选·下)》,与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合编,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
的学术地位与世界影响
上编·50—70 年代的文学
第一章、文学的“转折”(一、40年代的文学界,二、左翼文学界的“选择”,三、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四、“文学新方向”的确立),第二章、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一、50至70年代的文学环境,二、刊物和文学团体,三、文学批评和批判运动,四、作家的整体性更迭,五、“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第三章、矛盾和冲突(一、频繁的批判运动,二、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继续,三、对规范的质疑,四、分歧的性质),第四章、隐失的诗人和诗派(一、诗的路向的选择,二、普遍的艺术困境,三、“九叶”诗人的命运,四、“七月派”诗人的遭遇),第五章、诗歌体式和诗歌事件(一、“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二、青年诗人的艺术道路,三、50年代的诗歌事件,四、当代的政治抒情诗),第六章、小说的题材和形态(一、小说家的分化,二、题材的分类和等级,三、小说体裁的状况,四、形态的单一化趋向),第七章、农村小说(一、农村小说的当代形态,二、赵树理和山西作家,三、赵树理的“评价史”,四、柳青的《创业史》),第八章、对历史的叙述(一、革命历史小说,二、“史诗性”的追求,三、《红岩》的写作方式,四、革命的“另类”记忆,五、《青春之歌》及其讨论),第九章、当代的“通俗小说”(一、被压抑的小说,二、寻求新的替代,三、“都市小说”与工业题材小说,四、《三家巷》及其评价),第十章、在主流之外(一、“非主流文学”,二、最初的“异端”,三、“百花文学”,四、象征性的叙述,五、位置的置换),第十一章、散文(一、当代的散文概念,二、散文的“复兴”,三、主要散文作家,四、杂文的命运,五、回忆录和史传文学),第十二章,话剧(一、话剧创作概况,二、老舍的《茶馆》,三、历史剧和历史剧讨论,四、话剧的“高潮”),第十三章、走向“文革文学”(一、1958年的文学运动,二、文学激进思潮和《纪要》、三、文学的存在方式,四、“文革文学”的特征),第十四章、重新构造“经典”(一、创造“样板”的实验,二、“革命样板戏”,三、小说“样板”的难题,四、“经典”重构的宿命),第十五章、分裂的文学世界(一、公开的诗界,二、小说创作情况,三、“地下”的文学创作,四、“天安门诗歌”)
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英文版首发式
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英文版法兰克福书展首发式
下编·80—90 年代的文学
第十六章、文学“新时期”的想象(一、“转折”与文学“新时期”,二、体制的修复和重建,三、文学规范制度的调整,四、80年代的作家构成,五、文学著译的出版),第十七章、80年代文学概况(一、80年代文学过程,二、“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资源,三、文学历史的“重写”,四、文学诸样式概况),第十八章、“归来者”的诗(一、“文革”后的诗歌变革,二、“归来者”的诗,三、诗歌流派的确认),第十九章、新诗潮(一、《今天》与朦胧诗,二、新生代或“第三代诗”,三、新诗潮主要诗人(一),四、新诗潮主要诗人(二)),第二十章、历史创伤的记忆(一、创伤记忆与历史反思,二、三部中篇小说,三、“复出”作家的历史叙述,四、“知青小说”的演变,五、几位小说家的创作),第二十一章、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一)(一、文学的“寻根”,二、“寻根”与小说艺术形态,三、风俗乡土小说,四、几位小说家的创作),第二十二章、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二)(一、文学创新与“现代派文学”,二、“先锋小说”的实验,三、面向世俗的“新写实”,四、几位小说家的创作),第二十三章、女作家的小说(一、女作家和“女性文学”,二、女作家的小说(一),三、女作家的小说(二))第二十四章、散文(一、八九十年代的散文,二、老作家的散文,三、抒情、艺术散文,四、学者散文与随笔),第二十五章、90年代的文学状况(一、90年代的文学环境,二、文学界的分化,三、文学的总体状况),第二十六章、90年代的诗(一、90年代诗歌概况,二、诗歌事件与“活跃诗人”,三、几位诗人的创作),第二十七章、90年代的小说(一、长篇小说的兴盛,二、小说创作与文化事件,三、90年代的小说家)。
——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录入
80年代当代文学史课讲稿
90年代当代文学史课讲稿
读了洪子诚先生的这本《当代文学史》,感到很兴奋。我的第一感觉是,“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这确实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
——钱理群《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钱理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座谈会上发言,1999年9月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事实上成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建设的重要一步;那么它最有意义之处,在于它在提供了当代文学特殊的生存方式的描述的同时,还提供了我们把握和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不同空间。或许可以说,在建制、机构的层面上去认识历史,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不仅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生长点与可能,而且更为广义的文化史与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前景。
——戴锦华《面对当代史——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
文学史的写作从总体上说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洪先生出色之处在于,他的治史是内外研究兼顾的。他在考察当代文学的外部环境、外部条件的同时,还从文学运动和文学家的内在矛盾中探寻文学发展变化的动因。他认为:从20世纪初即开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运动。“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有其内在的联系性。它们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运载工具,来表达20世纪中国人在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矛盾、焦虑和希望。他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悖谬的东西:那些热切拥护并投身革命的文学家,大都有一个对理想世界的渴望,对信仰和观念的强调,对“绝对”“纯粹”的追求。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创造一个全新的“革命文学”,就要不断地与“传统”文学形态划清界限,不断地剔除一切“不纯”的因素,最终导致活力的丧失,成为一个没有血肉的空壳。但是如果它停止这种拒绝和反抗,它又可能被强大的传统力量所吞没,失去了自己的质的规定性。这种内外兼顾的叙事方法,使他的“文学史”成为一种“动态”的文学史。虽然《中国当代文学史》还留下一些遗憾,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当代文学终于有了一部堪称“史书”的著作了。它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今后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里,人们再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就不能不与之对话。
——赵祖谟《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及其形成》(《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中国的当代文学史,过去几乎都是作为高等教育的教材来写的,而且几乎都是由集体执笔。80年代的教材尤具典型性。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家都是遵循文化部教育部等党组织和政府机关事先制定的文学史大纲来记述作品、作家和文学事件的评价,所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显得千篇一律。无论哪一本文学史,我们几乎都读不到执笔者的独立思考。这种情况开始出现变化,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本文学史不是由集体执笔,而是自始至终由一个人来完成写作的事态。本书恐怕算得上开了单著文学史之先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在本书记述文学事件、文学作品、作家以及文学现象之际,作者能够大胆陈述己见,能够酣畅淋漓地提出自己独到的批评。
——岩佐昌璋《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日文版译后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2013年12月14日,和岩佐昌暲在日本熊本大学校园
在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没有了“经典”的不证自明的堂皇位置,也不存在“排排坐,吃果果”的“排座次”现象。赵树理从“评价”的起落变化中走来;《创业史》在文学批评的争议中“亮相”;对《青春之歌》,关注的是其“讨论”与“修改”;对《红岩》,则强调其“写作”方式的特别……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对“文学史权力”的弃绝。与那些“颠倒乾坤”“还历史本相”,或欲“重建经典秩序”的文学史宏愿相比,洪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更显谦逊、节制,或许也因此而更具严肃性。
——孙民乐《重塑文学史的知识性格——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评价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或许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拥有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或新媒介的文学史。而因为洪子诚文学史在其历史叙述的有效性、史料的完善、文学评价的分寸感,以及叙述语言的精粹等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使得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文化取向都将向洪子诚文学史索取他们所要的东西,并由此而责难它不够“完美”。可以说,洪子诚文学史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难于逾越的知识平台。这个平台达到的高度以及它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使得后来者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而需要通过与它的对话乃至挑衅,来完成新的当代性实践。或许,这也是洪子诚文学史研究在今天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
——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2007年,与钱理群教授、贺桂梅教授在埃及旅行
回眸现当代文学史编纂史会发现:文学史写作并不能自外于时代性的思想潮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文学写作因应着时代文化迫切性而备受瞩目,引发全社会关注、争鸣,比如80年代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提出的“二十世纪文学史”概念就由于其现代性想象与80年代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呼应而广受认同,开启了日后大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实践,成为走在时代前沿的学术新创;但新世纪以来诸如“民国文学史”“汉语新文学史”等新的学术概念,虽也包含着鲜明的学科问题意识,但由于与整个时代思想潮流没有形成对焦,便无法溢出文学研究领域而获得全社会关注。不管在何种状态下,文学史写作一直处于多种话语的控辩、博弈和争夺之中。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在90年代的时代转型和多种话语博弈背景下产生的,就此而言,它以知识分子的学术坚守回应着时代性的思想脉动,从而成为此一阶段文学史探索的重要样本。
——陈培浩《文学史写作与90年代的知识转型——以洪子诚的研究为例》(《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中国当代文学史》版本一览
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洪子诚学术作品集”之一
4.台湾秀威出版公司2008年版(繁体字版)
5.荷兰布里尔出版社2007年版(英文版)
6.日本东方书店2013年版(日文版)
7.莫斯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俄文版)
8.吉尔吉斯东方文学与艺术出版社出版2017年版(哈萨克文版)
9.吉尔吉斯东方文学与艺术出版社出版2017年版(吉尔吉斯文版)
10.韩文版,即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概说》2000年韩文版,改书名《中国当代文学史》
英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
日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13年
俄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16年
哈萨克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17年
吉尔吉斯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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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摘编
可以这样认为,洪子诚先生以他的智慧和坚忍,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不仅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著作,而且建构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学术体系。现在我们反顾来路,面对洪先生的这些全面、系统、深入的学术工程,相信当年的那些对于当代学科学术性的鄙薄和怀疑,恐怕早已成了过时之论了。所以,我认为洪子诚先生不仅是一个开拓者,而且还是一个完成者——他完成了我们最初的期待,他也开启了我们此后的更多的期待。这就是我要坚持送给洪先生一束鲜花的理由,一束素朴的鲜花表达了我们的感谢。
——谢冕《一束鲜花的感谢——祝贺〈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出版》,《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想多年前,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学界不胫而走,还有媒体记者打听洪子诚何许人也?是否是学术新人?想不到老先生那时却临近退休。洪先生经常自嘲是快退休的“学术新人”。先生治学,如长风出谷,正是徐徐而来,徐徐而去,却把回味和思索留给学界。其实,退休的洪先生何尝离开文坛呢?一直笔耕不辍,时有奇文出手,让人想起“瘐信文章老更成”,正是妙笔生花时。
——陈晓明《“一体化”:存封还是开放?——洪子诚的文学思想论略》,《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只要我们看看洪子诚的主要著作——《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一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的新诗史》,以及《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等,就会发现,洪子诚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无论是问题还是材料,与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尽相同。他的沉潜与普遍的浮躁形成鲜明的比较,他关注问题的视角和对材料的发掘,甚至对文学史文体的实验,一直处在引领者的地位。如果是这样,可以说,洪子诚的内心一直洋溢着未被察觉的学术激情。这也是洪子诚的研究被重视、被尊重的原因。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把洪子诚先生的学术研究称为“一个人的文学史”,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者,意欲强调其学术研究的独特性,在焦虑于对当代文学学科“没有方法”“不严谨”的酷评,许多研究者纷纷求援于外来话语资源的情势下,二十年来,洪先生以没有“知识”的“文学的方式”,建构了自己初具规模的研究体系。这一“文学的方式”也并不是一种较为简单易行的研究方式,相反,“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知识”尚可以掩盖那本源性的“第一文本”的缺乏,而文学家则“两手空空之后最容易暴露问题意识的贫乏与肤浅”。也就是说,采用“文学的方式”,更容易把研究者暴露在问题意识贫乏与思想平庸的危险中,而我以为,洪子诚先生经受住了考验。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文学史”这一说法,意在强调洪先生文学史研究立场和态度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不仅具有道德上的价值,而更具有范式上的意义。如果说洪先生的工作是不可重复的,短期内后人也是很难超越的,研究他的范式,主要不是供后来者亦步亦趋、如法炮制,而是为我辈后学提供一个无法绕过的参照,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纷纭奔腾的表象,坚持自己对于学术与历史的创发。一个内向的,从来不宣称自己勇敢的文学史家,“犹犹豫豫”“跌跌撞撞”地保持了自己的“连贯性”,而支持这种连贯性的,是我称之为“良知”的东西。这多少有点含糊,然而目前似乎也还找不到更好的命名。
——姚丹《“一个人的文学史”——洪子诚学术研究的范式意义》,《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我有时揣测,洪子诚经常就自己的性格进行自我解嘲,比如说自己性格怯儒或不自信等,或许是一种托辞和回避吧。其实,在左右激荡的知识风向中,坚持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不顾及很多引为同道、立场划线的朋友们的看法,以及学术生产潮流与趋向所支持的学术共同体关于学术性标准的压力——比如前沿与落伍,面对那么多人潜在的期望,能忠于自己的感受,坚持自己与众不同甚至不合时宜的想法,对于一位居于学术前沿的学者,其实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事。洪子诚选择了以自我解嘲的方式狡猾地掩盖了自己的坚定和固执,也获得了某种内心的自由。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不善于随机应变的意思吧。
——刘复生《思想的左右互搏:〈材料与注释〉的“书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本文原刊于《名作欣赏·洪子诚画传》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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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我不大会随机应变——答燕舞先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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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矮子河
图源|《洪子诚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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